而且，2000年，众、参两院中设立了宪法调查会，宪法调查会在进行了长达5年的宪法调查后，于2005年提出了附有宪法修改意见的报告书。

在军国主义时代，由于无法阻止军部的横行，日本后来走上了战争之路。另外，宪法修改还必须推进以宪法为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

故而，要设立自卫队，就应修改宪法。该法提出了终生学习的理念，要求加强大学、私立学校、家庭教育、幼儿教育、学校、家庭及地区居民之间的相互合作，提出了教育振兴计划等等。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宪法学是抵抗宪法学。日本在战后重建之初，否定了战前天皇专制体制，开辟了通向民主政治之路。但是，修改教育基本法最主要的意图，却是强化道德教育，促进国家对教育的渗透。

在此之前，日本的宪法是明治宪法，该宪法以权力统归于天皇的天皇主权为原则，但以宪法来制约天皇权力的思想却极其匮乏，实际上也不可能从中发现有效的权力制约途径。其原因包括：第一，社会主义体制崩溃，东西冷战结束，使得西方阵营居于优越地位。对此，李帕特协商联合民主理论已经给出过很好的解释。

早在1987年，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设想，[31]近年来中国共产党也加大了党内民主建设的力度，在党内生活的民主化、规范化和透明化都有一定的举措。即使近年来比利时两大族群日渐疏远、比利时国家日渐空心化，正在向两个独立国家转变的分裂道路上越行越远，但是这也是在宪法的框架内和平进行，并未出现其他国家常见的激烈动荡甚至内战。为了缓和两者的冲突，宪法文本的文字或者解释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一定的调整。[13]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st ein demokratischer und sozialer Bundesstaat. Art.20, GG. [14]Eine ?nderung dieses Grundgesetzes, durch weiche die Gliederung des Bundes in L?nder, die grunds?tzliche Mitwirkung der L?nder bei der Gesetzgebung oder die in den Artikeln 1 und 20 niedergelegten Grunds?tze berührt werdendst unzul?ssig. Art.79 Abs.3,GG. [15]中国宪法第2条：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在宪法实施的过程中，当这些理论上的难题成为了现实中的具体纠纷时，因为这种纯粹理论讨论中的众说纷纭往往无力给出一个令现实中具体争议中的各方都信服的答案，对这些具体问题的解决就不能只依靠理论中的推演和论说，更需要一个在规范和现实中同时具有权威的机关，在不同的价值、原则间进行权衡取舍，对具体的问题给出具体的答案。在一些基层党组织早已开展公推直选活动。

在这种从宪法文本中的价值目标规定到宪法价值目标在实践中得以实现的过程中，国家权力配置机制从表面上看只处于从属性的服务地位，但是实际上却是宪法文本价值目标实现的关键，因此在实践中，最重要的宪法共识也在于对国家权力配置机制的共识。有时对于国家权力配置机制，虽然对宪法文本的解读中没有共识，在实践中却可以产生另一种共识。其次，稳妥的改革不应当是沙上建塔、凭空创造，而应是在既有实践基础上向前推进。它虽然提及了一个内涵不确定的认识的客体，但是却没有指明认识的主体，前文的讨论回避了这一问题。

正是因为宪法在这些超越性道德问题上的无为而治、对社会成员各自解读自由的保护才换来了人民的尊重和珍惜。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实现人的尊严无疑可以认为成为了欧盟各国宪法解读与实践中的共识。以中国宪法为例，中国宪法仅在第24条出现了道德一词，该条款规定国家应当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但是在中国的立法实践中却从未制定过相应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法之类的法律，有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涵与制度建设，基本上都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治文件来规定。如果说对中国宪法文本的解读，在分权、司法独立和多党制这三项原则上存在分歧的话，那么对在中国宪法的实施中，对于国家权力机关相互之间配合远远多于制衡、司法机关缺乏独立地位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任何头脑清醒的观察者可能都不会否认这种判断，可以形成共识。

人民主权，第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加拿大在1867年取得独立地位后，直到1982年才制定了具有宪法地位的权利宪章。

再以《德国基本法》为例，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的定义之外，《基本法》进一步肯定了德国的社会与联邦国体，[13]这两大国体也属于在《基本法》的修改中不可触及的基本原则。解读者的知识背景、政治倾向不同，他的认识也随之不同。

即使是多党制原则，中国宪法在其序言中提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主党派等参加的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宪法正文第5条规定各政党都要遵守宪法，对政党使用了复数指称。[20] 其次，宪法是一部法律而不是宗教文件，它处理的不是一些超越性的道德问题，而是政治现实生活中的利益分配，是一部需要依靠有效的实践而不是虔诚的信仰来维护其权威的法律文件。[18]这些‘宪政主张指向非常明确，就是要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中国宪法实施中文本对现实的缺乏解释力的情况，更多地在于国家权力配置机制的文本解读与实践情况的强烈反差。当在宪法实施中缺乏共识时，共识应当是宪法改革的结果而非宪法改革的起点。正是因为该热点的存在，欧美国家宪法规范体系实际上反而成为了不同论者争论的参照标准，即使那些高度强调中国宪法文本规定与实施中的中国特色的论者，也倾向于利用欧美国家的宪法规范体系来作为判断中国特色的标准。

与宪法价值不同，社会价值往往涉及信仰、群体生活的终极目标之类的超越性话题。[2]结合这两个词语的词典定义，我们可以进一步将共识解释为共同的、人的头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或者用更符合汉语习惯的表述方式：不同的人的头脑，对客观世界共同的反映。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57页。来源：《行政法论丛》第16卷，第153-168页。

越接近对国家权力的配置机制，共识越少。四、中国宪法文本如何在共识意义上成为宪法改革的起点 中国宪法文本有关宪法价值目标、国家权力配置机制的规定在实践中仅仅得到了有限实施的情况，实践中的国家权力配置机制与宪法文本规定的冲突，这都决定了宪法改革的需要。

因此，期待在宪法实施的过程中，首先通过一个理论讨论来获得为所有参与宪法秩序创造活动的人接受的共识，然后再按照这个理论上的共识按图索骥地建立一个可以有效实现宪法价值目标的宪法机制，尤其是宪法国家权力配置机制，这是一个注定将永远沉陷于无尽的理论争吵中的美好愿望。[25]在2003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从法治国家原则出发，以程序问题驳回了联邦政府取缔新纳粹党的申请后，[26]目前自卫民主权力在德国宪法层面上处于日渐被虚置的局面通过这些经验和教训德国人日渐认识到，通过政治中的对话、博弈和选民的自主取舍，远比法律上的禁止更能保证德国民主政治的健康成长。国家权力配置机制本身是一个高度实践化的问题，理论讨论无法代替具体实践。前一种含义更多的是从规范和学术的角度出发，是对由宪法文本承载的规范体系的理想化描述。

这一有权机关的存在又离不开在宪法实施中，对宪法国家权力配置的文本解读和实践的共识，此时仅仅依靠对宪法价值目标甚至一些基本原则的解读共识是无法促成这种共识形成的，对国家权力配置机制需要专门的共识创造努力。实践中的共识本身需要人们在实践中通过不断的试验甚至试错来达成。

为了从困境中找到形成两种共识并使两种共识同一化的可能，有两个需要进一步明确讨论的问题：对宪法文本共识的基本内涵是什么。[3] 这种既能够容忍改革乃至违宪又能够抵御革命回潮的政治宪法结构，才是‘八二宪法的最值得关注的本性，也才是它作为改革宪法的本性。

[21]宪法的核心调整对象是国家组织和权力，自从资产阶级革命以后，随着政治生活世俗化不断推进，国家被普遍认为只是整个社会的组织部分之一，马克思主义甚至提出了消灭国家的主张。而且后三条原则传达出的价值本身不可以认为是宪法的本体性价值，相反，只是为了实现更高的宪法价值目标，即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实现人类尊严的手段。

韩大元：宪法与社会共识：宪法统治到宪法治理，载《交大法学》2012年第1期。《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3页。这种对宪法价值目标的共识是在整个国家内部汇集支持发展和改革中国宪法的重要思想基础。例如，公民表达自由与人格尊严、人民主权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冲突，都一直是宪法理论讨论中的难点问题。

虽然杨先生没有谈及宪法的最终目标，但是可以认为杨先生并不反对至少人民主权是宪法的价值体系内地位较高的价值。对党内各种活动制定了各种规章，在2013年年底甚至对党内立法活动本身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

在宪法实施中，国家权力配置机制的运作又以在实践中实现各种宪法文本价值目标为目的。欧盟的一体化进程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20] Thomas K?nig,Jonathan B. Slapin: From Unanimity to Consensus: An Analysis of the Negotiations at the EU's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World Politics,Vol.58,No.3（Apr.,2006）,pp.413-445. [21]有些讨论宪法共识的作者对宪法文本的价值规定提出了这种过高的期待。[7] Art.18，GG. [8] Art.9 Abs.2. GG. [9] Art 21 Abs,2, GG. [10]Zu den grundlegenden Prinzipien dieser Ordnung sind mindestens zu rechnen: die Achtung vor den ira Grundgesetz konkretisierten Menschenrechten, vor allem vor dem Recht der Pers?nlichkeit auf Leben und freie Entfaltuag, die Volkssouver?nit?t, die Gewaltenteilung, die Verantwortlichkeit der Regierung, die Gesetzm??igkeit der Verwaltung, die Unabh?ngigkeit der Gerichte,das Mehrparteienprinzip und die Chancengleichheit für alle politischen Parteien mit dem Recht auf verfassungsm??ige Bildung und Ausübung einer Opposition.BVerfGE 2,1,13. [11]中国宪法的有关规定：保护人权，第33条：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